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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江浙土豪爱斗富挥金如土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09:44:46 阅读: 来源:封头厂家

清朝江浙“土豪”爱斗富挥金如土

明代中后期以后,中国社会萌发了崇商趋势,尤其在江南地区,出现了追求奢侈享乐的风尚。一大批暴发户挥金如土,生活奢侈铺张成为普遍的现象。清人金安清在《水窗春呓》(下卷)(上卷为欧阳兆熊撰)中记录了两则江浙豪户赛富比奢的故事。其中一则讲的是江苏富豪与浙江富豪斗富的故事。

乾隆年间,江浙一带富户特别多,拥有财产达几万以及一二十万的家庭多得数不胜数,而且还有不被人所知道的家庭,只有那些拥有上百万财产的富户才被人们传说宣扬。江苏无锡太湖的洞庭山一带,富户尤其多,其中姓席的这家是首富。作者家乡浙江禾兴县王江泾一带,有家姓陶的富豪能与席家相提并论,这两姓家庭相互通婚,又在来往中暗地里较强斗富。

一天,陶某到席家走亲戚,从水路到洞庭山时已经是晚上。从船靠岸的地方一直到席府,大约有两里路,道路两旁都建有灯棚,通宵达旦点着灯,这样夜间走路就不需要打灯笼、举火把了。到席府后,便奏乐开席,宴会宾客,连续欢宴了好几天。此中既有热情,更有炫富,精明过人的陶某心里明白得很。席某问陶某:“我这住的地方还有没有未尽善尽美的地方呢?”陶某说:“没有别的不完美的了,只是大厅的地砖长宽好几尺,太大了,有些类似宫廷里的建筑。书房窗外的池塘里缺少些荷花菱角点缀。”席某沉默不语。两个多时辰以后,席某又邀请陶某走过池塘边的亭阁时,池内已是满目盛开的荷花了。席某送客人出来,经过大厅,厅内的地砖都已全部换成了一尺见方的了。陶某大为惊服。

但是,陶某也在苏州干了件露脸的事儿。陶某有一次到苏州看绝秀班的戏,演戏的人讨厌他那乡巴佬的样子,开玩笑地说:“你如此爱看戏,为什么不包个戏班子在家中演呢?只是你每天供给的饭菜中,都要有凤鱼、火腿才行,否则演员是下不了筷子的。”当时在社会上定一个戏班子,每天需要二百两银子。陶某回家后,立即派人到苏州包下了绝秀戏班,定下了一百本戏目。然后,他把戏班子关在大厅里让他们自己演,并没有人看戏。每天供应两餐饭,除了凤鱼、火腿以外,没有别的菜肴。十天以后,众演员十分窘迫,于是向陶某谢罪,这才罢休。

有关清代时期江浙一带“土豪”们斗富的故事,在清代笔记野史中还有不少记载。钱泳的《履园丛话》记载,康熙初年,苏州有个富商朱鸣虞“富甲三吴”。他的邻居姓赵,是吴三桂的心腹侍卫,有钱又有势。相邻而居的这两个“土豪”,就像两只公鸡,一有机会就PK。凡是朱家请过的戏班子,赵侍卫“必罗致之”,朱家给戏班多少银子,赵家一定超过。有一年元宵节,朱家为了显示实力,在自家门前挂了几十盏豪华精美的珠灯,把门口照得富丽堂皇,令隔壁赵侍卫家的灯显得暗淡无华,赵侍卫“愧无以匹”,恼羞成怒,叫家人把朱家的豪华灯饰统统打碎。朱鸣虞不敢和赵侍卫硬碰,便花重金结识了住在苏州城的吴三桂女婿,这才借力赶走了赵侍卫。

清朝江浙“土豪”爱斗富挥金如土

清朝富商胡雪岩杭州故居

“土豪”们这样斗富炫富的例子,在清朝不是个案,而是常常有之,尤其是以江南较多。本文仅举江浙“土豪”“吃”的豪奢例子吧。长江鲥鱼是一种非常名贵的鱼类,与河豚、刀鱼并称为长江“三宝”,而鲥鱼更有“鱼中之王”的美誉。此鱼产量极少,出水即死,运输极难,是江南等地的名贵食品。据清人记载:“鲥鱼初出时,率千钱一尾,非达官巨贾,不得沾著。”另有清人记载,杭州等地鲥鱼上市时,豪门贵族争相饷遗,作为一种贵重礼品,其价甚贵,不是一般百姓吃得起的。一般宴席中,鱼类按例放在后面,但鲥鱼不同,大宴时往往先上,以提升宴席的品位。繁华都市,上层社会“一碗费中人一日之食”,视为常见情况。更有甚者,豪饮至数昼夜。其所食之物,堪称“食不厌精”。《水窗春呓》(下卷)记载:当时菜肴的讲究日渐繁复,“宴客肴数,(从前)至多者二十四碟,八大八小,燕菜烧烤而已。甲午以后有所谓拼盘者,每碟至冷荤四种,四碟即十六种矣。而八大八小亦错综迭出……与乾嘉以前迥别也。”清人钱泳《履园丛话》亦记载:“时际升平,四方安乐,故士大夫俱尚豪华,而尤喜狭邪之游。在辽宁则秦淮河上,在苏州则虎丘山塘,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,画船萧鼓,殆无虚日。”清人陈其元《庸闲斋笔记》也记载:“年来宦游江南,每岁首赴苏贺正,僚友邀饮,一日之间或至三四五处,皆穷极水陆。然闻招则蹙额,举著则攒眉,岂今昔口服有不同哉?盖缘过饱之故耳。”你看,土豪士绅们赴宴时都愁眉苦脸,不知道吃什么才好,都是因为吃的太饱太好了。

清代江浙一带奢侈之风,扮演先导人物的主要是商贾,其次是缙绅大夫。商人俨然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阶层,这些“土豪”拥有巨资,“藏镪有至百万者”,“非数十万不能称富”。在“土豪”引领下,城市成为社会时尚的策源地,并迅速刮起奢侈浪费之风,涵盖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。如在服饰打扮上,质料由布素而追求锦绣绫罗,颜色由黯淡趋于鲜艳明丽,式样由划一单调而追求奇异翻新。即使穿着“最贫最尚简朴”的儒生,也在“习俗移人”的冲击下,“强服色衣”,卷入“靡然向奢”的大潮。当然,对于土豪们来说,“吃”“穿”实在是寻常事,“住”才是显示身价的品牌。他们居住方面的奢侈表现为崇栋宇,治园林。清代前期,为了迎接皇帝驾临,江南商人重资广延名士创稿,修治园林亭池。当时在苏州、扬州的带动之下,园林之好几乎风靡江南所有市镇。据统计,苏州在明清两朝时期城内的园林最多时达270余处,有“城里半园亭”之说。

其实,当时奢侈风气,并非只在江南一带,而是全国各地靡然成风。即使在地处僻远的地区,饮宴之风亦不稍逊。《清稗类钞·饮食类》记载:甘肃兰州之宴会“为费至巨,一烧烤席须百余金,一燕菜席须八十余金,一鱼翅席须四十余金。等而下之,为海参席,亦须银十二两。”至于说到应酬之繁,则便是京师为最。这里是士大夫集中之地,王公大臣、官场交际、八旗贵族,往来酒宴,有一日至四五次之多者。“都门为人物荟萃之地,官僚筵宴,无日无之。然酒肆如林,尘嚣殊甚。”此风之下,酒楼饭庄生意兴隆,福隆堂、聚宝堂等酒楼,整日价宾客盈门。

清朝江浙一带“土豪”爱斗富挥金如土的现象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。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,社会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。而清朝康乾以降,社会安定,各种社会矛盾相对缓和,公款吃喝更是大行其道,社会上层人士往来酬酢、狎妓饮酒、饕鬄之风颇盛。特别在江南地区,出现了追求奢侈享乐的风尚并引领全国。在清代,围绕奢与俭曾有过一场旷日时久的激烈争论,连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皇帝都参与其间。虽有人认为社会风气奢靡、土豪斗富等等能促进消费、拉动内需。但更多有识之士指出,这样的繁荣是畸形的,于个体而言,殷实的家道难以维持长久;对于社会来说,彼此效仿,养成奢靡浪费、攀比斗富等不良社会心理和风气,弊端多多。历史证明,富裕后不思进取,贪图奢靡享乐,虚骄懈怠,必然导致腐化衰败,今人当以认真吸取教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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